天臺城內(nèi)有多個袁氏道地，而四方塘路的袁氏道地則有別樣的風情。發(fā)生在這幢宅院的舊事，并不只是講述了袁氏家族的事情，如此一來，這個道地就擁有了格外豐富的故事。

　　 四方塘原是天臺城內(nèi)一口普通的池塘，只是附近的那條小巷以四方塘作為巷名之后，這口池塘也就有理由被人們記住了。四方塘路南北走向，是小城主要街道之一，巷兩側住戶多為官紳人家。至今，四方塘路附近的民居還保留了舊時大戶人家的氣勢，袁氏道地就這樣靜謐地立于四方塘路的東側。

　　 門樓是雙個門頭，這是大戶人家的臉面和氣勢。這樣的門頭使得宅院更加幽深，門頭的深處，仿佛晃動著不同時代的身影。也就是這些不同的身影，映出了袁氏道地漫長的歷史，從這些重疊的身影中，后人看到了宅院中那一個個遠去的日子。

　　 首先，浮現(xiàn)于眼前的是一位男孩的身影，有點頑皮和任性。個頭并不高的孩子剛剛能爬過高高的門檻，手中緊握著一支竹筒，筒內(nèi)的“游奏(蟋蟀)”發(fā)出清脆的叫聲。這位小男孩就是后來成為南宋丞相的賈似道。當年這幢宅院就是賈似道外婆的家，因外公姓葉，所以這幢宅院最初的名稱就叫“葉氏道地”，賈似道自己的家就在四方塘路南端的橡子山頭。每當他在溪灘捉到游奏時，總會來到外婆家，找同伴們玩游奏。游奏就放在鋪著清水沙的盒桶中，幾個回合下來，打勝的游奏揮舞雙翅，得意地叫個不停。出入于院中的賈似道還是一個喜愛游奏的天真孩子。

　　 總是不服輸?shù)纳倌曩Z似道，長大之后，竟在杭城的半閑堂中寫出了《促織經(jīng)》，而被人們稱為“賈蟲”，是玩游奏的同伴們所沒有想到的。這位好強的小孩子后來竟成了宋朝歷史上的一位奸臣，這也是外婆所沒有意料到的。因為奸臣的角色，后裔嫌賈氏名聲不佳，而改姓外公葉姓。因為自己的緣故，而導致家族改姓，同樣是少年賈似道所不能想象的。然而，這一切最終都成為了歷史的必然，這也是這幢宅院所無法避免的。

　　 發(fā)生在葉氏道地以后的事，賈似道就無法知道了，雖然他的衣冠冢就在宅院之后東南角的那塊空地上。這幢宅院后來終于易主，轉賣給了葉氏的親戚袁氏。以后的歲月中，這幢宅院一直居住著袁氏，雖然，部分的房子后來轉售給了褚氏和施氏，但袁氏一直沒有離開過這幢宅院，所以，人們至今還稱它為“袁氏道地”。

　　 當我們將時光深處的身影定格于袁氏家族時，我們看到了一個和睦相處的家族，一個溫馨的大家庭，宅院在袁家得到了修繕。袁氏家族當年所做的樂善好施的舊事在老人口中還傳說著。如果說這幢宅院就一直居住著袁氏，那么，這一個個從容的日子，也就是百姓平淡的生活，然而，對于這幢宅院，歷史恰恰選擇了不平常。歷史將天臺二位教育學家與這幢宅院緊緊聯(lián)系在一起，一位是清末的學人，一位是民國的學者，二人相差39歲，但二人都在這幢宅院中度過了自己的一生，并且有無數(shù)個朝夕相處的日子。

　　 于是，我們的眼前，浮現(xiàn)出一位身穿長衫的先生。先生很清瘦，胡須在柔和的清風間顯得有些飄逸，也有著一絲固執(zhí)，這不禁使我們想起了后院中的那叢青竹，先生就是立于秋風間的一竿竹子。褚傳誥先生就住在內(nèi)院南邊的廂房，這位清末的廩貢生在光緒二十一年就與友人們一起編纂《天臺縣志》。在編纂縣志的那幾個年頭中，宅院進出的是當年天臺城內(nèi)的那群文人雅士，他們同樣是長衫著身，同樣是躊躇滿志。那是無數(shù)個冬日火盆旁的討論，也是無數(shù)個夏日納涼時的閑談，終于，在民國四年的一個冬夜，褚先生的書桌上放著十冊《天臺縣志稿》的油印本。那夜，油墨的書香飄滿了整個宅院，在撩人的月色中，我們看到了褚先生的那張笑臉，有點斯文，更顯儒雅。

　　 如果說民國四年冬日的那一夜是文人內(nèi)心的喜悅，那么，六年之后的那個春日，則是整個小城的喜悅了。1921年的初春，院中的那株桃花開得正艷，一方匾額在鞭炮聲中，送到了這幢宅院?！班l(xiāng)里矜式”四字在桃花的映襯下格外耀眼，字由當年民國大總統(tǒng)徐世昌題寫，這是政府對于小城一位教書先生的肯定，也是對于小城一位學者的贊揚。匾額就掛在堂屋的中間，同時送到的那副楹聯(lián)也端莊地掛在兩側，“學道有人真可喜，當官持廉自不煩?！睆闹?，后人不但讀到了先生的學品，也讀到了先生的風骨，這是那個時代小城學者的縮影。那年褚傳誥先生61歲。

　　 1921年春日發(fā)生在宅院中的這件事，施督輝先生沒能經(jīng)歷到，雖然他從小就住在外院西邊廂房，每當褚先生從他的家門經(jīng)過時，他都會恭敬地叫一聲先生。那年他遠在上海，一邊在上海商科大學的講臺上，講授著經(jīng)濟學和英語二門學科，同時還翻譯了許多經(jīng)濟學方面的文章。歷史不但安排了他們住在同一幢宅院，而且讓他們在學業(yè)上也有所繼承。1929年，回到了家鄉(xiāng)的施督輝出任天臺中學校長，那年他30歲。這所中學恰好是褚傳誥先生在光緒三十二年，襄助進士金文田創(chuàng)辦的，他也在此校任國文教習。小城二代學者的文脈在這幢宅院中得以傳承。

　　 如果說褚傳誥的身影是舊派學者的一襲長衫，那么，在時光深處浮現(xiàn)的施督輝身影則是一位新派學者的派頭。那時，在這幢門頭中進出的是一位戴著金絲眼鏡文質彬彬的先生，先生手握文明杖，頭戴圓形的小氈帽，平時在談話間，時常會冒出幾句英語，這種風度讓小城的人們傾倒，當年領略過施先生風采的人們，至今還是難以忘懷。晚年的施先生還保持著民國學者的洋派頭，那是一種滲入骨子里的氣質，雖然，施先生在文革中受到數(shù)次的抄家與批斗，但他還是保持著一位學者的尊嚴。施先生的晚年是凄涼的，上世紀70年代，施先生時常坐在屋檐下的竹椅上，無所思，無所欲。他的目光默默地停留在窗外的四季中，停留在過去的風景里。

　　 夕陽下的施先生一定是記起了1939年農(nóng)歷五月十三那一天。那是褚傳誥先生八十華誕，也是他中秀才的一個甲子。重游泮水的古禮崇重儒學，敬重讀書人。那一天，褚先生神采飛揚，先生坐轎從這幢宅院出發(fā)，開道的自然是鼓手，緊跟其后的是城內(nèi)的老先生們，他們身穿紡綢長衫，同樣神采奕奕。此時，作為天臺中學的英語教師，施先生也在迎送的隊伍中。他目睹了重游泮水的動人場景，到了孔廟，褚先生在縣長的陪同下，登上了大成殿，向孔子的牌位行禮。然后，行至泮池，在古樂聲中，徐步繞行泮池三周。這是一位讀書人晚年受人敬重的場面，這也是一位教書先生應得的體面。想起這一幕時，孤寂的施先生也將近80歲。

　　 這是生活在同一宅院，不同時代的兩位學者，他們的身影有著新舊時代不同的特征，但是學高身正的品質卻是一脈相承，知書達理的氣脈也是代代相傳。歲月更迭，宅院也數(shù)次易主，從最初的葉氏道地，到后來的袁氏道地，或者褚氏道地和施氏道地，其實，無論它擁有哪個宅主的姓氏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發(fā)生在這幢宅院里的舊事，人們還記憶猶新，生活在宅院中的主人，人們還時常提起，一幢宅院的活力正是這無數(shù)個模糊的背影所顯現(xiàn)出的風采，它不只屬于某一個家族。

　　 初夏，門樓上懸垂下來的羊芭藤開滿小白花，清風吹過，花朵搖曳。朵朵小花仿佛是一個個舊時的身影，雖然，他們有著相同的色彩，卻有著不同的風姿，正如時光深處那一個個重疊的身影。當我們的目光定格于歷史中那幾個格外動人的身影時，那別樣的風韻讓眼前的這幢宅院充滿了獨特的魅力。